（综述：刘圆琦）2018年5月10日上午10：00，由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吴艳副教授主讲的“上海民俗音乐传统的变迁研究——兼谈学术研究的过程与方法”讲座，在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317教室进行。本次讲座有来自音乐学系民族音乐学、中国音乐史等专业师生参加，讲座由康瑞军副院长主持。

在正式开讲之前，康瑞军副院长介绍道，洛秦老师编的《音乐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导论》中就有吴教授执笔撰写的内容，而吴艳副教授的研究也是建立在扎实长期的田野工作之上的。

首先，吴艳副教授介绍了自己的选题缘由以及如何确定将上海这个区域作为研究范围。随后，吴艳副教授展示了一张2010年4月29日奉贤区千岁庙迎接千岁娘娘回府仪式的照片以及道教仪式相关的照片，介绍道，其探讨背景是传统在现代城市文化的情况。

·“两张皮”：音乐——文化

吴艳副教授表示，音乐需要加以分析，才能弄清楚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不然就会陷入“两张皮”的困境，并将在接下来为大家介绍她研究的音乐和与这个音乐有关的文化的关系。

李方元教授曾在其发表的《对梅里亚姆研究理论“三步骤”的思考与解读——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取向与“两张皮”困境》中通过对梅里亚姆的研究的分析，提出其文献中提到的方法论的缺失。由于民族音乐学这门学科没有本学科自己的“记谱与分析”方法，使得“音乐”和“文化”产生了研究的脱节。这也就是所谓“两张皮”提法的出处。

·研究的问题意识

通过吴艳副教授列出的数据，我们看到上海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5%，并表示上海是近现代来，中国所有城市中西方化程度最高的城市。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城市，人们是如何“稳定地”维护着他们的传统，如何“主动地”（或“被动地”）促成传统的变迁？这是吴艳副教授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问题。

吴艳副教授说，问题意识对于研究生来说十分重要，在提出问题的同时应该注意到问题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吴艳副教授在这里界定“民俗音乐”的概念为：不在于音乐本身是什么，而在于音乐被赋予了“民俗”的属性。

随后吴艳副教授介绍自己将关注点聚焦到吹打班、丝竹班和道教班，其原因是吹打乐、丝竹乐、道教音乐是上海地区的主要乐种、在上海传统民俗事项中存在着广泛的使用、在民俗活动中扮演重要的功能性作用，没有它们，民俗活动一般无法进行。

吴艳副教授通过自己三次田野考察，介绍了三次田野考察问题关注点的变化。由对文献资料的收集、采访文化工作者和研究者等，到采访艺人等再到选择对象进行深度访谈。吴艳副教授呈现了自己从前期的文献收集到实地研究，实践过程中从“全观察”转变为“有针对性的问题提出”，从大到小来进行关注点的聚焦的过程。

·“道教军乐队”的随机应变——理论框架的选择

吴艳副教授展示了一张道教丝竹协会会员并伴有军乐队的师傅的名片，通过某一个师傅可以接的活的类型来入手，介绍同一艺人群体既可以船上道袍做到场又可以拿起小号奏铜管乐，还可以敲起扬琴奏清音。于是吴艳副教授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一个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化的呢？而探寻这个问题，自然会将“历史”和“当下”紧密结合。连接过去和现在的就是如何演变以及因何演变两个方面。理论框架的选择则使用了洛秦教授的“历史场域”、“音乐社会”、“特定机制”这样三个由外到内的构成图示。

这个图示是由洛秦教授在其《论音乐文化诗学：一种音乐人事与文化的研究模式及其分析》中提出，就如文中所描述的，这篇文章学理关系表述为：结构性地阐述，音乐的人事与文化关系，是如何受特定历史场域作用下的音乐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特定机制影响、促成和支撑的。在这里，历史场域和音乐社会是构成“音乐人事”发生和存在的需求性前提，人和特定运行机制是促成“音乐人事”存在和发展的可能性基础。以这种模式在洛秦教授后续的论文《音乐文化诗学视角中的历史研究与民族志方法——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俄侨“音乐飞地”的历史叙事及其文化意义阐释》中得到具体的运用。

·“道教军乐队”的随机应变——从“门图”到“搭班”

“门图”按照吴艳副教授的话，是旧时的一种内部组织，可以理解为“行规”。“搭班”指由班首起班，临时召集其他艺人搭班的一种形式。

在“门图”的时期吹打班职能范围广，活跃于婚嫁、丧葬等民俗事象中。在当时是“各按本份”的。吴艳副教授通过梳理1920年前上海民俗艺人班社的组织方式信息以及1980年以来上海民俗艺人班社的组合方式，来阐述了从“门图”到“搭班”的艺人活动方式的转变，包括市场化关系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对艺人行为方式的影响。吴教授表示，艺人逐渐不再受到以往参与某一种音乐类型班社的局限，他们往往掌握多种乐器的演奏技术，组成不同音乐类型的班社，以服务于不同性质的民俗事象，从而突破了“门图”的一个个独立性的班社局限。这也就大致阐明了“过去”与“现在”。

·乐器和乐曲运用的相互借鉴——音乐本体上的演变

吴艳副教授介绍道，丝竹班也会加入唢呐等打击乐器研究丝竹乐曲、加入道教班使用的月锣等乐器，一些丝竹乐曲也成为道教班常奏的曲目。在这个部分吴艳副教授列举了一些诸如此类的例子和谱例来说明三种不同的音乐类型之间的相互借鉴与融合。

·“门图”转至“搭班”的原因解析

在这一部分，吴艳副教授通过对某一个家谱的谱系图的呈现、历史上相关资料的呈现，从社会、经济、政策、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综合呈现了包括“改良风俗”政策、西方文化影响下民众观念改变、市场活动等造成“门图”转变为“搭班”的各个因素。

·交流环节

Q（同学）：对于研究的理论框架是如何选择的呢？

A：用何种理论是最后才选定的。比如最开始对于这个研究想用“文化空间”，但发现适用上并不是很贴合，还是要先收集到足够的内容，读够书才知道用什么理论比较好。

Q：在第三部分（音乐本体的部分）的描述在您整个文章中有什么功能性的作用？

A：在整个文章当中，除了发展的过程外，音乐是独立出来的。我通过音乐风格的变化，对案例的截取来说明音乐的变化情况和组织方式的关联。这一部分不可或缺，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Q（康瑞军老师）：今天讲的这样一个从传统的角度来看从中国社会的文化变迁，与历史上的音乐流变有一种内在的契合。而不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当下，学者对特定社会曲目、形态变化的讨论其实是很难与其语境变迁产生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的。具体来说，讲座中提到了民国时无锡县为了维护社会治安而颁布了一些保护某地方乐人的法令，其中是否有关于音乐使用的限制呢？

A：特定社会上不会管具体用什么音乐和乐器，一定是影响到其中使用到的人。就是涉及到了地方民众的观点。（音乐）会有一些取悦性，就会加入一些比如流行歌的内容。老的音乐规约性比较强，随着移民等进入，这些音乐也就发生了变化。

康老师：

关于体裁、乐律、曲调在有的时候其实没那么重要，在影响文化变迁的诸种因素中，排在第一位的可能还是“人”，是这个要素影响到了诸如什么时候演奏、由什么人来演奏等等事项。假如联系比较松散的话，去寻求音乐形态变迁与社会文化变迁之间的内在关联，就需要更多的维度和证据。

关于特定机制这一点，要害之处在于如何将静态的事实加以盘活并使其发生实质性的作用，机制也许可以分成几个不同层次，比如组织关系、构成内容等，包括怎么触发的，要素之间是怎么推动的。就像近代城市化等过程中所呈现的有话语权的乡绅、里长等人物对这个机制的影响。特定机制的变化总是在维护者什么，又突破了什么，具体说就是解构和建构了一些东西。在刚刚吴艳老师刚才图片中展示的那张名片上，我们看到有位道长使用了繁体字。好像这样一种代表传统文化符号的习惯也被所在区域接受了，或许也暗示了某种话语权。

吴凡老师：

清音班、吹打乐，可能会体现“海派”和“京派”的对话，用词就会有些不一样。关于定位在“民俗”上，这个选择的倾向性上可能有点模糊。对于今天讲的这个研究的内容，个人认为更倾向于城市音乐上。薛艺兵老师认为的“民俗”的概念后期也倾向于“民间”的概念，学界中对“民俗”和“民间”的界定也越来越没有多大不同。吴艳老师更多讲到的是变化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变的东西也需要关注到。变的和不变的都需要考虑到，放入机制部分里面。吴艳老师的研究，是一个“文化丛”的研究，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在这个研究中难度就在于吹打班、道教、丝竹各个文化的相关因素都不一样。

在随后的讨论中，老师们和同学们就音乐本体、研究方法、学生该如何学习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分享了一些研究的角度，包括用解构、提问的方法来阅读文章、对如何研究的例子的分享。吴艳副教授从问题意识出发，呈现了她在研究这个课题上走过的路程。包括实地考察、文献资料的收集，以及从“对象”本位出发的“过去”和“现在”分别是什么、“过程”意识出发的“过去”如何演变成“现在”，以及从“分层”诠释角度来呈现的历史场域、音乐社会以及特定的机制。通过自己研究的课题来分享自己研究的过程和过程中使用的方法。这样结合个人研究经验与思考，以及研究方法上的探讨，对于我们今后的选题和研究，有着非同寻常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