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表演艺术研究》第3辑，武汉大学出版社，2024年，P11-19）

艺术歌曲《下南洋》，是武汉当代作曲家陈朝汉教授在2014年创作完成的。又经过十年的反复打磨，日臻完善，再由青年歌唱家万莉演唱，录制了音响小样，在同行中交流传播。笔者有幸率先接触并聆听，便天然地被该作品的音乐所打动；再深入歌词，为这首歌所承载的荆楚先民下南洋那段特殊的历史而沉思；进而，更为荆楚乐界能有这样的抒写荆楚历史文化情怀的专业音乐作品而深感欣慰！

为了更深入地鉴识和理解这部作品，笔者与学生先后访谈了词、曲作者，查询了历史文献，学习了相关文化知识，被引入到一个新的文化领地，不断获得新的认知。

笔者认为，这是一首用专业音乐手法写成的艺术歌曲，它用深情的歌唱，宣叙了一段特殊的荆楚史事，盛满着历史情怀，散发出荆声楚韵，带有显著的区域音乐文化标识。

一、地域文化标识“下南洋”与荆声楚韵《下南洋》

中国各地各民族民俗文化的孕育和显现，一方面源于自然环境因素的影响，呈现出各自不同的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景观；另一方面，源于那些与人民大众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要素，把代代生民的生命情怀与一方水土风貌相融。

在多姿多彩的历史长河中，那些与土地和人民息息相关的历史文化“事件”，如“走西口”、“闯口外（新疆）”“闯关东”、“下南洋”、“下四川”等，无不承载着各地百姓随历史沉浮的坎坷命运，是广大生民漂泊寻活路的一页页生命史。与此形成互文的那些艺术作品，均以特殊的历史事变和百姓生活为题材，书写出了一幅幅带有显著地域标识的艺术景观。

此类特殊的文艺作品，常以关联的文化视角，或东西相对，或南北呼应，构建起不同地域文化互相观照的艺术之“场”，并得到文艺理论的肯定和支持。如现有的学术研究成果《走西口与下南洋》（陈继明，2022）、《“下南洋”与“走西口”：闽商与晋商比较研究》（庞卫东，2011）、《<下南洋>叫板<走西口>》(王大鸣，2008)等。可以说，北有“走西口”，南有“下南洋”，形成了一种区域文化生态链。这南北呼应的两地文化艺术指称，已经成为中国地域文化系列中的两个显著标识。

从现有可见的音乐作品来看，也大致显示出了“北有走西口，南有下南洋”的音乐文化态势，从中可见中国地域音乐文化书写的两个侧面，也是恰当的文化定调和命题。

与“走西口”相关的经典音乐作品，以民歌、曲艺、器乐、乐队作品等多种形式呈现，数不胜数，在听众心中留下了深深的“西口”文化烙印。在此为省篇幅，不作举例了。下面理一理与“下南洋”相关的音乐世界，以观中国音乐的南洋书写，更是意在寻迹下南洋音乐世界中的荆楚之声。

涉及“下南洋”的音乐艺术领域，主要以两个层面的音乐形式反映这一特殊的历史文化史事与辙迹。第一层面是地方民间音乐、民歌，让这些历史事件在一代代黎民百姓的生活中传承，直接反映了他们的现实生活和情感。如闽、粤、琼等地的民间音乐艺术作品，如各地歌谣、民歌，《过番歌》《番客歌》《情哥往南洋》《番邦水路真难走》《娘子在家我出洋》《拜别爹娘过暹罗》《人在外洋心在家》《火船驶过七洲洋》等；另一层面是以这些历史地理为依托的再度音乐创作，如歌仔戏《海边风》、歌仔戏《侨批》、琼剧《下南洋》等，它们同样深深植根于具有历史性影响的地域文化。中国近代的音乐创作，有聂耳在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作曲的插曲《梅娘曲》和《告别南洋》，以及任光作曲的歌曲《南洋歌》（1933）等，便与下南洋的历史有关，从故事内容叙述和音乐情感表达而论，可算得上是“下南洋”主题的创作歌曲系列的代表作。

关于“下南洋”艺术主题的学术研究，在1920年代的《歌谣》周刊中，收录有“过番歌”的歌词。在近代部分文艺作品中，也可见“下南洋”的一些主题表达，如叙事诗《南洋华侨歌》（梅客，1933）等。在当代文学艺术研究中，如前所述，“下南洋”主题也是备受关注的书写对象，有大量的成果可见。

相对而言，在“下南洋”艺术系统中，鲜见荆声楚韵的身影。今从一些历史文献中可以了解到，先秦时期，荆楚文化曾影响到雷州。18世纪末，即有天门儿女开始下南洋，他们把“打三棒鼓”“打莲花落”“拍渔鼓”“剪纸花”等荆楚艺术形式，带到了南洋。天门籍的南洋华侨主要分布在印尼和马来西亚。[1]20世纪初，曾有荆楚汉秀在南洋赛会上荣膺一等金牌奖。1911年出生于湖北江陵的李青萍，1932年就读于上海新华艺专，后赴马来西亚任教。[2]。从地域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史而言，近代时期，从南洋辗转回归祖国工作的部分音乐艺术家，其中有部分归国后服务于湖北的音乐家，如音乐理论家杨匡民来自缅甸，声乐教育家许星波来自暹罗（泰国），他们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中国近代音乐家与“下南洋”之间的一段特殊关系。

下文叙述分析的这首荆楚风韵的艺术歌曲《下南洋》，歌词创作于1987年，发表于《词刊》1992年第4期。词作者李运棣，原是湖北荆州的一位文化干部。为这首歌词先后谱曲的完形音乐作品，共有3首，分别是：1988年的董骥作曲版、1994年的裴作成作曲版、2014年的陈朝汉作曲版。前两位作曲者写作的均为单旋律的简谱形式，唯有陈朝汉作曲的这首《下南洋》，属于一首融汇歌词意境和钢琴伴奏于一体的艺术歌曲。

二、艺术歌曲《下南洋》的艺术特征

艺术歌曲《下南洋》的词、曲作者，皆为湖北本土艺术家。综观这部作品的形式和内容可见，词、曲作者在创作中都潜在地践行了艺术哲学关于种族（民族、民俗）、环境、时代三要素的统一性，体现出种族是艺术的本质要素、环境是前进动力、时代是前进方向的艺术发展规律，[3]赋予了该作品显著的荆楚风韵与时代特色。

（一）艺术歌曲《下南洋》歌词的荆楚风韵

这首荆楚风歌曲《下南洋》的词作者李运棣，湖北荆州人，1945年8月生。于1966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先后在湖北荆州地区的潜江、沙市文化馆工作。创作歌词《如今开会一袋烟》获省业余演唱作品评奖创作三等奖（1980）；创作幼儿木偶剧《数小鸡》，获全国少年儿童业余歌舞、学校剧、幼儿木偶录像评奖三等奖（1984）；歌词《下南洋》获1988年湖北省民间音乐舞蹈电视比赛创作二等奖（1988）。创作歌词近100首，参编专著《水乡绿化绘新图》（1975年）。他现已退休，居湖南。[4]

李运棣认为，这首歌词《下南洋》记录了一段特殊的荆楚历史：“在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旧社会时候，因为常年闹饥荒，迫于生计，江汉平原的很多人就打着三棒鼓出去乞讨流浪，他们往长江以南的城市或者去了南洋。”[5] 现有的“侨批”学术研究成果，证实了荆楚先民下南洋的那段过往历史事实。在新中国的初期，仍有在南洋的荆楚同胞，通过汕头转寄信件（侨批）和钱款到武汉。[6]

李运棣创作歌词《下南洋》的起句“三棒鼓儿响，送哥下南洋”，一股浓烈的荆楚说唱风扑面而来，它对艺术欣赏者的设身处地和身临其境，产生了极强的代入感。也为后面的三段歌词，先声“定调”，一段荆楚先民下南洋谋生的酸楚历史被书写定格：

三棒鼓儿咚咚响，

苦命的哥哥你下南洋。

许下三年愿，

回家娶新娘，

我的哥哥哎，

小妹妹送你到长江，

千里万里望我的郎。

哎，泪水湿衣裳。

三棒鼓儿咚咚响，

苦命的哥哥你下南洋。

衣破有谁补？

人穷有谁帮？

我的哥哥哎，

小妹想你在磨房，

千转万转想我的郎。

哎，心里好凄凉。

三棒鼓儿咚咚响，

苦命的哥哥你下南洋。

莫念椰子甜，

莫念槟榔香。

我的哥哥哎，

小妹梦里做新娘，

千声万声喊我的郎。

哎，空喜几多场。

每段歌词的起始两句，形同卖艺说唱的开场白或“定场诗”，渲染出了全曲的凄楚气氛。后面三段歌词的结构相同，第一、二句表达小妹对哥哥的担心和嘱托，第三四句是表达小妹的无尽思念之情，中间“我的哥哥哎”一句可作为衬词句看待，则最后一句发出的“哎……”是全部情感在内心的归结和“消解”。

这首《下南洋》歌词的表达方式和内在情感，我们还可以在古代荆楚的“西曲歌”中寻觅到相似的格调。《西曲歌》是南朝时期以流行在荆、樊、郢、邓的地方民歌，[7]内容大多反映当时长江、汉水流域百姓到下江扬州等地谋生从业、别家辞行的送别场景和难舍之情。例如：

《莫愁乐》：“闻欢下扬州，相送楚山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

《那呵滩》：“闻欢下扬州，相送京津湾；愿得篙橹折，交郎到头还。”

《石城乐》：“布帆百余幅，环环在江津；执手双泪落，何时见欢还。”[8]

此类荆楚西曲，抒写着南朝时代的荆楚百姓生活与爱情：在水一方，隔水相望，可望而不可即，多少离愁别绪，都随江水东流。

古今歌词相对照，可谓形异而神似。它们或直抒胸臆、爽快淋漓；或深发感喟、沉忧抑郁。在形式上借景述怀，在主人公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巨大的生存苦楚与离别忧伤。

对照上述歌词的荆楚风韵，我们再观照闽、粤等地的同类 “下南洋”主题的民间歌谣，不难使我们感受到与上述歌词相似的文化情怀与艺术风格。如客家山歌 “过番歌”中的《妹送亲哥去过番》，歌词内容和风格都比较典型：

“妹送亲哥出外洋，路上歹人爱提防；在家之时千日好，出门单身苦难当。 妹送亲哥到西阳，郎就痛心妹痛肠；他日中秋月圆日，两人望月各一方。妹送亲哥到码头，脚踏火船浮对浮；火船开走容易转，涯郎一去难回头。妹送亲哥上火船，汽笛一响割心肝；下番系有水客转，搭银搭信报平安。”[9]

再如广东民歌《今日送郎到码头》：

“今日送郎到码头，惜别依依目汁流；愿郎他乡得志后，莫忘双亲年已高。今日送郎到码头，一事爱郎须记牢，闲花野草孬散采，糟糠之妻不可抛。” [10]

这些民间歌谣中的送别场景和人物情愫，与前述“西曲歌”和荆楚风《下南洋》何其相似！

此类文艺作品，深植民间文化的土壤，反映了一个时代广大生民的生存境况。用现代民族音乐学的中国化解释就是“爱之痛苦与吃之艰难”。有音乐学者认为：西北民歌的深层问题是“生存”，维持着这种“吃”的艰难和“爱”的痛苦，是其悲之所由来，悲之美所由来的根源。[11]基于此理，从形式上看，西曲以及《下南洋》是表现情爱的痛苦，但实则是从“吃”之艰难中派生出来的一种生民悲欢。经典的艺术书写着历史，一方土地上的迁徙、流落、求生、逃亡、土地、家国，在历代艺术作品中成为广受观照的书写主题，成就经典的艺术作品。

荆楚风的《下南洋》歌词，承续着西曲歌的文化根脉，二者犹如同一根藤蔓上结出的果实，前后相连，维系着一方地域文化的生动气韵。

（二）艺术歌曲《下南洋》的音乐特点

艺术歌曲《下南洋》的曲作者陈朝汉，国家一级作曲，1955年生于武汉，祖籍福建。1982年毕业于武汉音乐学院作曲系，曾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武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迄今共获得各级创作奖百余项，其中包括国家级奖项“中国音乐金钟奖”、文化部“新人新作比赛”创作奖、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新歌”作品奖、武汉市文学艺术基金奖、湖北省金编钟奖特别奖、湖北省屈原文艺奖特别奖、湖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经指导的学生作品多次获奖，其中包括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一等奖，黄鹤之声全国歌曲征集”比赛一等奖、湖北省文化厅“新人新作”比赛创作奖、“中西部地区普通高校音乐创作比赛”创作奖等。

他曾担任武汉市第六届运动会开幕式、湖北省第五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开幕式、全国第六届城市运动会开幕式、中国·武汉国际渡江节、歌舞剧《汉水谣》等大型文艺项目的作曲、编曲和录制工作。2009年被授予武汉市“优秀文艺家”称号。出版有专著《歌曲作法应用教程》（2010）、创作歌曲集《跳春光》（2016）等。

艺术歌曲《下南洋》的音乐创作，完成于2014年。作曲家陈朝汉对该作十分珍视，反复打磨，一改再改，近年才完形示人。该作品的旋律主题，带有显著的江汉平原音乐风格，但并不局限于取自某首具体民歌。全曲的主调式为g 商调式，以“商”音为核心的音乐主题： ，贯穿在歌曲的各段中。同时还有隐伏的调式调性变化：在 g 商和 g羽之间游移，在 C 徵调式和 F 宫调式之间交替，在各乐段间展示出富有戏剧性的声浪起伏和情绪变化。

作品的音乐结构，整体上为三部曲式：

A、B、C三段，均以两句歌词“三棒鼓儿咚咚响，苦命的哥哥你下南洋”作为开始乐句。对这一乐句的重复和强调，制造出了一种艺术“特效”，以三棒鼓为伴唱器具，为作品贴上了特定的荆楚标签。

A段慢速，自由地，仿佛“命运敲门”，犹如一段深沉抒情的咏叹调。B段从“稍快”处，音乐更多商调式的抒情风格，也带有大调式色彩，是充满张力的情感表达。紧接着的歌词“许下三年愿”，不断以2/4与3/4拍交替进行，增强了跌宕起伏的艺术效果。C段“更快”，在“三棒鼓儿敲……”处，类似于戏曲的跺板，至结尾的“千声万声喊我的郎”处，持续渐强，累积达到高潮。

全曲音乐层次分明，钢琴伴奏的艺术形态完整，与旋律交相映衬，互为表里。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带有显著的艺术歌曲特征。

整首歌的演唱时长约5分钟。要求在演唱中表现荆楚语言的地方特色，如歌词中的“哥”字，要唸成“guo”（音“郭”），这与歌剧《洪湖赤卫队》中的吐字要求是一致的。青年歌唱家万莉对《下南洋》的演绎，依腔贴调，字真句笃，基于民族唱法的本分，完美地诠释了作品的本意。

三、荆声楚韵《下南洋》的其他作品

因为这幸运的机缘，领略赏析陈朝汉作曲的这首艺术歌曲《下南洋》，连带发现了该作品的其他两个同名歌曲版本：一是1988年的董骥作曲版，二是1994年的裴作成作曲版（发表于《歌曲》1994年第7期）。在此，特别呈上在时间上先于陈朝汉作品的其他首同名歌曲，为荆楚风的“下南洋”续添新的艺术视界，以供我们同时领略荆声楚韵《下南洋》的又一侧面之美。

董骥作曲的《下南洋》，于1988年参加湖北省民间音乐舞蹈电视比赛，荣获演唱一等奖、创作二等奖。参赛时由沙市工人文化宫的王琴珍演唱，“当时的舞台下有几千观众，现场鸦雀无声，效果非常好。”[12]

这首歌曲《下南洋》的乐思衍展，运用了民间说唱手法。曲中运用2/4、3/4、4/4、5/4多种节拍交替，旋律的发展比较“自由”，带有吟唱和哭泣声调的“不稳定性”,使多处不规整的乐句之间，断、连不甚明显，给旋律分句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旋律中的两个三音列“245”和“61(•)2(•)”，是全曲乐思发展的核心音调，共同支撑起歌曲持续稳定的商调式风格。不规则节奏节拍的运用，使音乐形成非均衡韵律的吟诵风格，带有很强的叙事性，可让演唱者发挥“伸缩”的、弹性的歌唱与叙说。歌曲中的引子乐句，尾声乐句，似带有“哭腔”气息的说唱音乐，这两个“附加”乐句，画龙点睛，增添了全曲的悲凉气氛，还强化了整个作品的商调式色彩。

音乐基本结构为A、B两段体，曲式结构图如下：

歌中通过添加“啊”“哎”等衬词，反复吟唱“郎哎”“我的郎”，既衍展了乐句结构，又增添了女主人公对爱的忠贞缠绵的内涵。速度徐缓，情绪悲切。全曲演唱时长约6分钟。

另一首《下南洋》歌曲的曲作者裴作成，1975年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曾任河北乐亭县剧团演奏员、新疆喀什巴楚县音乐教师、喀什地区音乐家协会主席。创作有大量歌曲，代表作有：《渔鼓调》（1992）、《下南洋》（1994）、《世界已经很小》（1994）、《小城之春》（1995）、《酥油灯》（1996）、《丽人风雨》（1996）、《喀喇昆仑》（1997）、《大漠风》（1997）、《归字谣》（2001）等。裴作成的创作见解是“作品有真情实感、突出真善美，创作出的作品首先打动了自己，才能打动受众，只有打动了受众，作品才能广为普及、流传。” [13]

裴作成作曲的《下南洋》，发表于《歌曲》1994年第7期。该作品曲调简练，律动平稳；4/4的规整节拍，使音乐起伏不大；全曲主要通过音域的高低对比和调性转变，来突出歌唱情绪的变化。

该作品是由5个乐句构成的单乐段。曲式结构图如下：

该曲旋律的运动，在商音（re）和徵音（so）之间交替，最后落在宫音（do）上，全曲始终保持着明显的商调式乐思运行。在曲式上遵从了歌词的原型结构。与前两首作品相比，该作品的演唱技术难度相对较小一些，音响时长约4分钟。

总之，以“下南洋”为主题的艺术表现形式，在东南沿海地区有显见的历史记录和艺术作品传世，而在荆楚民间艺术中，却鲜见该主题的艺术表达，甚至在《湖北民歌集成》中也未发现一首类似的歌曲。可以说，这段历史在荆楚音乐艺术中被“断片”了。所以，当我们把这三首同名异曲的歌曲《下南洋》汇聚呈现时，似乎捕捉到了荆楚艺术园地中的一线微光！通过这部特殊的音乐作品，启开了一个地方音乐文化的新视界，出现了荆楚音乐文化的一个“亮点”。

此三首《下南洋》，以相似的基调、不同的结构和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让欣赏者领略了艺术的异曲同工之妙。三首作品突出的共性是，在曲调发展上都强调商音（rui）的“主位”作用。三位曲作者对原歌词的结构调整，各有自己的变化处理手法。董骥作曲的歌，A段融合了歌词的前两个层次，B段书写歌词的第三个层次和意境；裴作成作曲的单乐段分节歌，三段歌词结构相同；陈朝汉作曲的艺术歌曲，更着力于构建3个不同层次的艺术形象，突出表现起落对比的戏剧性。

殊途同归，三部作品都有效地完成了这个荆楚“下南洋”命题的艺术形象塑造，同构荆楚风韵《下南洋》的艺术三重维度。

品鉴荆楚风格的《下南洋》，还触及艺术社会学的相关反思：此类富有地域音艺术特色，且达到一定艺术水准的歌曲，其创作“接力”过程，先后从1987年到2024年，持续近40年，几部作品为何都没有得到及时的推广和流传？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尚须引入多方面的关注和探究，或许可为推动新的艺术发展提供新的经验。

艺术创作源于现实生活，映照地方民俗民风，传扬区域音乐文化。通过对艺术歌曲《下南洋》及其他作品审视与学习，我们将更加执着新时代的艺术发展之道：艺术家当亲近土地，情系民生，才能为作品注入更多的民族气质与时代气息，这是中国艺术回归“文以载道”精神的时代使命。

（说明：本文写作得到多位同人的帮助，他们是：词作者李运棣、曲作者陈朝汉；访谈者詹扬；演唱者万莉、黄丽、谭冰；部分稀见史料提供者周景春。特此感谢！）

附：三首作品的谱例选